1981年仲春清晨，南澳海面尚未完全褪去夜色，59岁的吴南生沿着破败的堤岸踱步，面前是搁浅的渔舟和被潮水打散的破木板。盐雾刺鼻，灯泡闪烁，他抬头望向昏黄的天际，低声念叨：“这座城得活过来。”
这并非空洞感慨。五个月前，他奉命回粤东主政。离乡二十多年，重回故土的第一感觉是心疼：断壁残垣、停电断水、码头荒凉，昔日南国商埠沦为沉睡渔村。此刻，一位满脸风霜的老船工凑上来，“南生书记，我们的船要是能多跑跑就好了。”吴南生拍拍他的肩，“只要愿干，总有办法。”几句话，种下了后来汕头巨变的种子。
要懂他的执拗，得把时间拨回更早。1936年夏，14岁的吴南生毅然离家投身华南抗战义勇军。那时的他尚未脱稚气，却已学会把枪膛擦得锃亮。次年“七七事变”，潮汕沦陷，少年在烽火中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取道山林海湾往返联络，筹粮筹药，同伴唤他“南生哥”，因为“跑得快，胆子大”。
他出生于1922年8月，家境清寒。父亲在汕头小公园摆摊修钟表，微薄工钱支撑全家。空余时刻，小男孩最爱往书肆钻，《施公案》《七侠五义》翻得破旧不堪。侠骨柔肠的笔墨浇灌了少年的正义感，也磨出一手好文笔。中学作文常被老师当堂朗读，他却偷偷用笔名给《大公报》投稿换取墨水钱。
抗战八年，他辗转潮汕、梅州、赣南，办报纸、搞情报、带游击队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他率队进驻汕头，守住了这座商埠的第一缕和平曙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年仅27岁的他已在粤东地委担纲要职，土改、剿匪、救荒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干到1952年被调往外地。此后漫长的岁月，他做过地委书记，也当过高干班学员，风向变幻如潮，他却稳稳熬成了老成谋国的“吴老”。
1977年秋，广东省委迎来新的领导班子，他被任命为副书记；转年3月，继而升任书记。高层改革开放的风声尚在酝酿，南海之滨已躁动。吴南生环顾破旧码头，心里那股子少年时就有的擂鼓般的冲劲再度敲响：汕头必须重开门户，华侨资本必须请回来。
1980年，经中央批准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被列为出口特区。潮汕人骨子里敢闯，吴南生更甚。他划出控制区，实行“准自由港”模式，允许外资自建厂房，自订工资，免收进口设备关税。许多干部心有顾虑，背后议论：“哪有这么干的？”流言飞得满城都是，说他“私心替老家开口子”。他不辩，只在笔记本扉页写下八个字：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”
压力来得迅猛，身体终究吃不消，一度高烧不退。有医生劝他多休息，他摇头：“等汕头亮起灯再说。”两年后，电厂扩容、码头翻新，夜里的外马路光芒四射；华侨资金、设备、订单鱼贯而入，街边榕树下的老伯也开始议论股市。嘲笑声渐渐平息，“中国的孙悟空”成了海外华人赠给他的绰号——敢想，敢跳，能落地。
仕途风生水起，却没改变他的个人习惯。一件旧中山装能穿十年，袜底补丁叠着补丁。可只要听闻珍贵书画被弃，他立刻掏腰包。1962年，他在广州花400元买下号称赵孟頫真迹的残卷，又用120元收得《群峰晴雪图》以防流散。鉴定后果然皆为古物，消息传开，友人打趣他捡了大漏，他却摆手：“钱花完了，还能再挣；东西丢了，就没了。”
1990年代，市场经济如潮水般推开闸门，艺术品价格节节高。他看着仓促裱起的那些字画，心里打定主意：该让它们回到公共场所。几年间陆续拍卖，所得资金全部划入助学与扶贫账户。有人替他惋惜，他笑说：“这些宝贝放在我家是画，放进博物馆才是历史。”
1996年，“群峰晴雪图”被他捐给广东省博物馆，估价近1亿元；2010年，南宋马和之《平沙落雁图》亦被无偿赠予汕头市博物馆，市价约2亿元。加上早年资助寒门学子的款项，吴南生捐出的总价值接近3亿元，而他自己依旧乘坐老吉普，家里连台空调都没有。
2018年4月10日，吴南生在广州与世长辞，享年97岁。弥留之际，他嘱托子女：“把我用不着的东西，全献出去吧。”那张用了几十年的木书桌上，一张泛黄便笺被轻轻压着，上面工整写着：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为民是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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